小雪剛過，時光流轉。2025年11月23日，第五屆絲綢之路樂舞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圓滿落幕。本屆盛會由浙江音樂學院主辦，科研處、絲綢之路樂舞藝術研究中心、《音樂文化研究》編輯部聯(lián)合承辦，以其涉獵范圍之廣、理論探討之深、中青年學者參與之眾，創(chuàng)下歷屆研討會之最。

 

 

2017年，也是在冬天，我受浙江音樂學院邀請來杭州履職，來到父親的家鄉(xiāng)工作，擔任絲綢之路樂舞藝術中心特聘研究員。次年，浙江音樂學院設立了國內外唯一系統(tǒng)呈現(xiàn)常書鴻、李承仙敦煌藝術成就的專屬展廳。此舉初衷，既為彰顯父親母親深耕敦煌、薪火相傳的崇高精神，更是希望以常氏家族的藝術作品為紐帶，為學界同仁的相關研究提供有力支撐與有益借鑒。

在參與首屆研討會的舉辦及敦煌樂舞常書鴻李承仙藝術展廳的籌建工作期間，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先生特致祝賀，并指出院內樂舞研究尚屬薄弱環(huán)節(jié)，期待我們能著力推進。而今八年過去，聆聽大會專家學者報告，總結系列豐碩成果，可謂不負所期。

一個多世紀以來，經(jīng)過無數(shù)專家學者不懈努力，如今再現(xiàn)的樂舞已經(jīng)不是古代藝術的“鏡像復制”，唐代樂舞的“真實性”并非“原汁原味復刻”，而是基于史料、文物的“歷史邏輯真實”與藝術復原的“審美貼近真實”結合，確是符合唐代歷史語境與審美邏輯的更加完美輝煌的再現(xiàn)。

古代絲綢之路樂舞是虛擬的遙遠的信息——沒有錄音錄像，無法還原100%的細節(jié)，但其核心風貌、結構與精神，可通過多重證據(jù)驗證，讓我們可以窺見其中神韻。

40年前，我陪同父親母親參加第一屆敦煌吐魯番學術研討會，那時我尚在大學就讀，提出了一個或許天真的問題：國家花了這么多資金，請了這么多學者來開展這項曠世未有的工程，但是研究出來的成果，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什么作用？

他們并未答疑解惑，而是將問題交還給我：“這就是你要做的事。”

此后經(jīng)年，“如何傳承、發(fā)展和延續(xù)千年前的輝煌”，便成為我全部學術活動和藝術生涯中念茲在茲的終極課題。

在父母身邊，我以長子、學生和助手的身份度過了近50年時光，見證了他們與前輩們?yōu)樗囆g付出的巨大艱辛。

遺憾的是，1981年，堅守敦煌的父母被調離工作崗位。我則以另一種形式承接父輩的理想，開啟了更為艱辛的奮斗。依據(jù)父親母親在上世紀50年代的構想，1996年，我致力于完成一項敦煌自14世紀后“前無古人”的事業(yè)：以全新的“石窟”為載體，實現(xiàn)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傳承——創(chuàng)建敦煌黨河石窟。這并非古代藝術的復制品，而是繼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瓜州東千佛洞、肅北五個廟石窟之后，對敦煌石窟藝術生命一次嶄新的接續(xù)與創(chuàng)舉。

今天的黨河石窟，迎來而立之年，30載往事歷歷在目。它像一艘小船，載著我克服自然與人力之阻礙，破除經(jīng)濟困境和現(xiàn)實困難，駛向使命的彼岸。

作為當代藝術的教學、實習、研究、創(chuàng)新基地，黨河石窟在已與國內高校及藝術機構合作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拓展。

今年夏天，我陪同來自瑞士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HEM）的Xavier Bouvier（中文名“謝樂”）教授共赴敦煌，踏勘了黨河峽谷與石窟。他長期致力于民族音樂學及跨文化音樂學研究，學術領域涵蓋18世紀法國音樂美學、跨文化音樂理論、音樂教育比較研究及文化外交，歷任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圖書館館長、副院長等職，同時擔任瑞士高等學校認證委員會委員，并擔任瑞士—亞洲音樂研究學會主席。在與謝樂教授商議后，我下定決心：把此處無償提供給浙江音樂學院，作為其教學與實習基地。我還期待，未來能邀請來自絲綢之路沿線乃至歐亞大陸的音樂家與藝術家們，來到這片“零分貝、零光污染、零商業(yè)干擾”的凈土，冥思、研究與創(chuàng)作，孕育出屬于這個時代的輝煌藝術，并將其留給千年之后的后人。這便是我所構想的“敦煌后千年”圖景之一。

 

 

由于新冠疫情，我被困國外3年，2023年回國參加第四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學術研討會之后，便毅然決定：將家族全部文獻物品運至杭州，系統(tǒng)整理、數(shù)字化并出版，最終悉數(shù)捐贈國家與公益機構。

目前，運抵杭州的文獻物品已達1240箱（件），開箱、整理與數(shù)字化工作目前正有序開展。我相信，這批珍貴的資料將會有益于我們的研究和創(chuàng)作。

自2024年起，我已將涉及絲綢之路敦煌樂舞的相關文稿、畫稿集中存放于浙江音樂學院。為契合研討會關于“敦煌絲綢之路樂舞”的核心議題，我倡議將原計劃于2017年冠以常書鴻、李承仙之名的展廳，提升定位并更名為“敦煌樂舞——絲綢之路藝術展廳”。父親母親的作品雖珍貴，卻難以全面涵蓋絲綢之路藝術的豐富維度，相關學術維度的內容亦有待補充。在深耕敦煌的數(shù)十載歲月中，我的父親母親各自創(chuàng)下載入史冊的卓越成就，卻始終秉持著謙遜自持的學者風范，敬畏藝術的多元性。這份不慕虛名、潛心從藝的品格，也自幼深深烙印在我的血脈里，指引我創(chuàng)作與做人。

為支持本次研討會，我與圖書館吳昌提館長及全體工作人員歷經(jīng)多個晝夜攻堅，將此前從未公開的家族畫稿、文獻及藝術作品原件，精心陳列于絲綢之路藝術展廳，旨在為研究與學習提供一處開放的學術現(xiàn)場，誠邀專家學者蒞臨觀展，不吝賜教，提出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以期進一步完善展陳，推動展廳早日正式開放。

此外，我希望在浙江音樂學院籌建“敦煌絲綢之路樂舞研究室（或檔案室）”，旨在從數(shù)百箱文獻資料中系統(tǒng)遴選、整理與數(shù)字化相關核心資料，并無償、及時地提供給國內外學者研究參考。這亦是對2017年褚子育書記（時任浙江音樂學院黨委書記）所寄厚望的切實回應。至于其他經(jīng)鑒別無直接研究價值的物品，我計劃整理封存于黨河石窟，永久保存。此乃我“敦煌后千年”構想中，關乎學術傳承與實物歸藏的重要一環(huán)。

 

（《人民周刊》2025年第23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