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在北京上學的高中生，母親的老家在華北平原，至今我的外祖父母仍在那片黃土地上生活，父母則通過讀書一路來到北京扎根落戶，于是我有了城里人的身份，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但我經常隨父母回姥爺姥姥家，回去得越多，感慨越深。

“農村娃”變身“城里人”

我的外祖父母生于舊社會，長在新中國。每次回老家，我都感嘆敬佩他們作息規(guī)律的好習慣——晚上八九點睡覺，清晨五六點起床，起來就開始不知疲倦地忙碌，打掃庭院、照顧花菜、喂喂雞鴨，再去地里巡查一趟。他們經歷過戰(zhàn)爭、餓過肚子，當了一輩子農民，至今還保留著勤儉節(jié)約的習慣，掉在桌上的米粒一定會撿起來放嘴里，“粒粒皆辛苦”是他們世代耕作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們植入內心深處的理念，更是他們對食物懷有的敬畏之心。他們堅守著中國農民勤勞、堅韌的本色，在社會的發(fā)展與變遷中孕育著能量，經歷風霜雨打仍堅韌如初。

我的父母生于上世紀70年代，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政策，享受到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帶來的時代紅利和眾多機會。父母常說，中國的高考制度讓無數(shù)像他們一樣的農家子弟“鯉魚躍龍門”，走出農村，開啟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他們繼承了自己的父輩勤勞節(jié)儉、堅韌不拔的精神，他們堅信“知識就是力量”，堅信命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生于北京奧運會那年的我，見證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建黨100周年等重大歷史時刻。100多年來，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發(fā)憤圖強、艱苦奮斗的光榮歷程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心靈。

在我身邊，有許多像我家一樣從農村走到城市的家庭，父輩大都是通過讀書、參軍或經商實現(xiàn)了生活軌跡的改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隨著經濟增長和產業(yè)發(fā)展，我國經歷了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zhèn)化進程。從規(guī)模上看，1949至2024年，我國有8.86億人由農村走向了城鎮(zhèn)，這個規(guī)模是美國總人口的2倍多；從速度上看，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大幅提升，特別是1978至2024年的40多年，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年均增速超1個百分點，遠高于全球同期0.42%的平均水平。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造就了我們家三代人的生活變遷。

“人拉騾耕”轉向“農機秀場”

我的外祖父母年輕時正值人民公社時期，農業(yè)生產基本是指令性安排。姥姥經常對我講，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掛在村中老槐樹上的大鐵鐘響起“鐺鐺鐺”的聲音時，她便和其他男女老少起身到地里，按照生產隊長的安排上工干活。在那個沒有化肥、沒有農業(yè)機械設備的年代，漚肥施肥、翻地除草全靠人工，生產隊養(yǎng)的騾馬是唯一可以替代人力的生產工具。很多農民不識字，更談不上掌握運用先進的農業(yè)生產技術了。為了多掙工分、多分點糧食，姥姥起早貪黑、從不惜力，身體不舒服時也要硬扛著下地，因為舍不得那微薄的工分。即使這樣，全家五口人每年分到的糧食少得可憐，再精打細算的巧婦，也經常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

上世紀80年代，農村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每家每戶都有了屬于自己的農田，逐漸實現(xiàn)了溫飽。我的父母作為農民的兒女，下地干活是他們的必修課。爸爸經常對我說，他小時候最不喜歡的就是學校放麥假和秋假（農忙假），因為一放假便要跟著父母頂著烈日下地勞動，不會的農活兒樣樣都得學著干，農忙時能頂半個勞動力。那時候，農業(yè)機械化水平很低，主要還是人力勞動的天下。爸爸無數(shù)次給我描述過，用鐮刀彎腰埋頭割麥，得忍受麥穗上刺撓的麥芒扎在手上胳膊上形成一片片紅、在汗水浸漬下那種又癢又疼的感覺，還有在場里脫離麥子時，隨著一捆捆麥子被塞進脫粒機，看到麥垛越來越小、麥秸垛越來越高，終于盼到收工時那種“解放了”的心情。

如今，我回老家再也看不到當年的場景。即使農忙時節(jié)，田里除了農機手和機器的轟鳴，站在地頭只有零星的幾個人，清一色都是有點年紀的中老年人，根本沒有學生的蹤影。學生放假都去參加各類興趣班或補習班，田野已經變成各類農機的秀場。無人機在農田上空“嗡嗡嗡”飛一圈，便可實現(xiàn)作物噴防，再也不擔心大熱天中暑或噴灑農藥中毒；大型聯(lián)合收割機轟隆隆在麥田走一遭，出來就是脫了殼的麥粒，可以直接送到收糧點出售。曾經十天半月才能干完的活，如今直接壓縮成了幾個小時。

我家的經歷，正是我國農業(yè)生產大步前進的見證。農業(yè)經營方式由集體經營轉向家庭經營，生產方式由傳統(tǒng)的主要依靠手工勞動轉向現(xiàn)代農業(yè)機械化生產，品種改良、科學施肥等農業(yè)科技廣泛應用，持續(xù)有效地推動了農作物增產和農產品品質提升。糧食生產不斷邁上新臺階：1949至202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5倍多；糧食平均畝產增加了4倍多；人均糧食占有量從209公斤提升至500公斤，在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況下仍翻了一番，中國人的飯碗的確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中。現(xiàn)在，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生物育種等科技創(chuàng)新成果不斷投入到農業(yè)生產中，我國正在從農業(yè)大國昂首邁向農業(yè)強國。

“有啥要啥”到“要啥有啥”

兒時的我，最愛趴在姥爺膝頭，聽他講那“遠古”的故事。“那是一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一切都要憑票供應：吃飯用糧票，買衣服得有布票，買煤要煤票，買食用油需油票……最盼的時刻，就是去領票證。”姥爺說，在最艱苦的時期（1959至1961年），肚子幾乎從未填飽過，村里人把紅薯地翻了一遍又一遍，連手指粗的紅薯根都當成寶；榆錢榆葉早被摘光，連樹皮都被剝下來磨成面吃。姥爺常常嘆著氣對我講：“那時候啊，浮腫病常見得很。”他苦中作樂的唯一方式，就是給簡單的食物起有趣的名字，管大米做的餅叫“珍珠餅子”（珍貴得很），管清水煮紅薯片叫“膠皮面玻璃湯”。后來，情況有所好轉，但主食仍是以粗糧為主，肉是奢侈品，一年到頭也吃不上幾回。人們穿的衣服補丁摞補丁，美其名曰“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住的是土坯房，經常是外面下大雨，屋內滴答小雨。出門基本靠兩條腿，誰家有輛自行車，就會羨煞全村人。吃飽、穿暖、有自己的磚瓦房，家里再添置上“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和收音機），是那個時代農村百姓最大的追求。那時的生活，在我看來，如同在聽“天書”。

到我父母那一代，日子終于好了點。白面饅頭上了桌，人們開始講究吃飯時要搭配個炒菜。媽媽常笑著說，“現(xiàn)在過年沒感覺了，小時候總盼著過年”。因為過年能殺頭豬，肉管飽，最愛的瓜子敞開嗑，還能穿新衣服新鞋子，她人生第一件時尚棉服只有在出門走親戚時才舍得穿。家里蓋起寬敞明亮的磚瓦房，買了電視、洗衣機，村里通了水泥路，騎上摩托兜個風，那感覺美滋滋的。吃好、穿美、進城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是那時農民的最大愿望。這些話讓我似乎能想象媽媽的生活模樣。

現(xiàn)在，我回到老家，超市里啥都有，蔬菜水果、雞鴨魚肉、牛奶海鮮一應俱全，姥姥挖的薺菜、馬齒莧等野菜，成了餐桌上的“新寵”。穿著也越來越講究，以至于姥姥經常批評媽媽“瞅你穿的，還不如村里人”。住房建得越來越結實氣派，屋里有獨立衛(wèi)生間、廚房，裝了暖氣、空調，條件越來越舒適。近些年每次回老家，都覺得停在房前屋后的小汽車又多了幾輛。吃出健康、穿得舒適，戶口留老家、回村有宅子，進城買套房、孩子去讀書，城鄉(xiāng)自由切換的“兩棲”生活，是當下農民追求的幸福生活。

外祖父母的經歷、父母的記憶和我所見到的農民生活，恍如隔世。從求溫飽到求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幾代人擠在土坯房到寬敞明亮的磚瓦房，再到現(xiàn)代化農村小別墅；從出門全靠兩條腿到騎上自行車，再到摩托車、電動車和家用小汽車；從傳遞口信、書寫信件到使用固定電話，再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機，農村生活的巨變是時代的進步，更是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成果，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繁榮發(fā)展的縮影，凝聚著前輩們幾十年的矢志奮斗。每次我聽到長輩們講故事，都在想：我們新時代的年輕人，一定要倍加珍惜當今的好生活，腳踏實地，接續(xù)奮斗，在民族復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上再鑄我們這一代人的新輝煌！

（作者為北京四中國際校區(qū)學生）

（《人民周刊》2025年第18期）

（責編：張若涵）